这使我体会了什么是判例法教学。

如此一来,他所要做的或者说已经完成的做法就是把提伍人有关纠纷解决的观念转化成另外一套法律人类学的专业语言,并且两者之间是相互对应的,并能够相互理解。这是在形式意义上来确认法律是什么,是法律的形式上的陈述。

比如,卡姆拉夫和罗伯茨就怀疑把法律问题当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其价值何在? 并坚持认为,社会人类学的研究目标就是要去研究整体的社会系统,他们提议不是把纠纷解决过程或者规则体系分离出来加以独立的研究,而是要研究展现系统过程的纠纷与规则的实施。斯达和科利尔就试图将冲突解决的概念当成是法律人类学的核心概念,在他们看来,所有的法律秩序都会产生出非对称的权力关系,因而法律绝不是中性的,冲突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这就使得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在对部落社会生活进行考察时,我们是否需要重新发明一套所谓的分析概念系统以应用到我们的研究当中去。〔39〕 但从历史和权力入手来分析政治与法律事件,仍然给予了人类学家以广阔的想像空间。一句话,并不存在社会组织的化石! 即使是有某种古代社会秩序能够被重新构筑起来,那也不能够将其一般化,因为早期的人类社会是极为复杂多样的。

或许将研究的范围缩小,这在社会人类学的特定发展阶段中对于理论的建构是有益的。文化概念容纳了内部差异以及角色的一种‘有机的划分,但是并不容纳明显的矛盾、变异或者是突发事件……〔50〕 而文化研究在打破这种内部一致性的文化建构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以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设立为例，2013年8月30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专门审议通过关于设立上海自贸区的决定，就是国家立法机关做出的针对现行相关法律与深化改革要求不适应、不符合问题的立法反应。

另一方面，提高立法质量已经成为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4将可操作性、可执行力作为检验立法质量的重要指标，实现从原则规范到具体规范的转变。故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决定》的说明中强调，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明确界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尽可能将法律解释权收归到国家立法机关。

社会救助作为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性制度安排，2014年才出台一部综合性的行政法规即《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红十字会法》、《劳动法》、《广告法》等多部法律颁行逾20年而未修订过。

（三）法规、规章异常发达，立法层次低及其带来的系列问题难以治理 在我国立法中还有一种常见的现象就是行政法规、地方法规与部门规章异常发达，它们的数量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总数的数倍，所揭示的是我国现阶段主要还不是依靠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来治理国家，而是主要依靠行政部门等制定的法规、规章与政策性文件在治理国家。另一方面，近30年来特别是近10多年来是国家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时期，而一些法律自颁行以来却一直未有修订过。对此，笔者虽然赞成必须高度重视执法，但更赞成《决定》中强调的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同时认为立法质量不高仍然是制约依法治国的瓶颈，主张多管齐下地全面提升立法质量。因为当前在一些领域仍然存在着立法滞后、无法可依的现象，许多法律长期处于休眠状态，或者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均与立法质量不高紧密相关。

适应大国安全战略立法与相关工作的需要，应当增设国家安全委员会。有的地方立法甚至曲解国家立法本意，制定出来的法规与国家立法相抵触。但在依法治国的共识下，客观上存在着立法与执法孰重孰轻的分歧，一些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立法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执法。预算法不能刚性约束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环保法不能真正有效地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劳动法不能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有关权益保障法难以保障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妇女的合法权益，等等，所揭示出来的实质上都是立法质量问题。

古今中外的无数实践证明，国有良法，方能善治。如果我们能够从法治源头上即立法环节上多加努力，在促使法律体系走向完备的同时全面提升立法质量，就可以为法治中国的建设提供完整的、科学的依据与保障。

（二）现行法律可操作性弱、内容过时的现象并不罕见，结果往往是有法难依 一方面，相当一部分现行法律大多是原则规范，只具有政策宣示与导向功能，要么授权行政部门自行决定，立法中不注重法律的可操作性、可执行力，等于是自废法律的武功。现行法律体系的欠完备，表明无法可依的现象依然存在，如果任其下去，依法治国的预期目标便很难实现。

同年制定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更因人口结构变化与生育政策调整而陷入被动境地。  二、 立法质量不高仍是制约依法治国的瓶颈 在当前学习与讨论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主流的观点似乎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在于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它反映了执法的重要性，却忽略了立法的重要性。当前发生的一些社会现象，表明这种局面绝对不是忋人忧天。因此，依法治国必须全面解决有法可依、有法能依的问题。目前国家立法机关仅设有9个专门委员会和法工委、预算工委等少数工作机构，编制控制与立法任务不能细分是制约立法质量提升的重要原因。例如，将财经委员会的经济事务与财税及预算事务分离并分设专门委员会与工作机构，可以让立法机关的财经立法主导权与预算监督权真正落到实处。

（二）健全、完善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优化国家立法机关组织与人员结构，确保国家立法机关能够全面履行宪法赋予的立法职责 1国家立法机关肩负制定法律和维护法制统一的宪定职责，应尽快通过修订《立法法》进一步明确国家立法机关的立法主导权及相应程序，包括法律草案的提出与起草、对法规与规章的审查及取缔等。清晰界定地方立法机关的立法权责边界与范围，在全面清理地方法规的条件下，有效规制和避免重复立法现象，杜绝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切实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

常委会应当是素质精良且有充足时间保证的立法团队，应逐步改变过多安置从党政机关退下来的老同志和在其他领域担负省部级领导职务兼职者的现象，吸收有法治实践经验的中壮年为生力军，将专职常委比例提高到50%以上，换届时能够保留有立法经验的老常委50%以上，同时增加常委会会议时间(从双月一次改为单月一次)，这是确保高质量地完成神圣的立法使命的关键。如果不能尽快对现行法律进行大规模的修订，同时增强其可操作性与可执行力，有法可依便不能变成有法能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便只能成为空话。

目前立法机关执法检查的力度还不够，行政、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的联动配合还不够，这种状况急需改变。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在谈到法治建设的问题时，首先列举的就是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等。

将司法事务与民政等事务分离并分设相关专门委员会，必定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3将立法事务从行政主导过渡到立法机关主导。经过近30多年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200多部现行法律和数以百计的法规的制定与实施，从根本上改变了曾经无法可依的局面。因为只有立法机关才能提供不同利益主体充分反映诉求的公共博弈平台，并有效增进不同群体利益博弈过程的理性与共识。

乡镇企业作为一种企业组织形态早已复存在，但1996年制定的《乡镇企业法》却并未废止。依法治国必须首先做到有法可依、有法能依，于后才能实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这种反应相对于过去由行政部门的红头文件来突破法律规制、推进相关改革的做法，无疑是一个重大进步，它为在自由贸易区实行新的规制提供了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依据，从而是在国家立法机关引领下依法治国的具体体现。因为法律代表着定型的制度安排，发出的是明确的导向信号，提供的是具体的行为规范，法律制度的好坏从根本上决定着国家治理的结果。

在数以百计的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中，同样存在着重复立法现象。事实上，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的立法质量不高现象并非个案，而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因为如果将法治建设的目标任务完全放在法律的实施环节上，就可能忽视对立法环节即法治源头的有效治理。  三、多管齐下地全面提升立法质量 在充分肯定我国近30年来在立法工作上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还必须客观地正视现行法律体系存在的上述不足，将全面提升立法质量摆到依法治国的首要位置，不仅要让国家立法机关切实承担起主导立法的责任，而且要让国家立法机关切实承担起确保所有立法的质量得到全面提升的责任。类似现象在其他法律部门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3进一步优化立法机关特别是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结构，使其真正成为一种权责对应的国家职务。

例如，在全国人大常委会2010年制定《社会保险法》后，一些地方纷纷起草相关法规草案，个别省的立法机关出台《农村合作医疗条例》，将《社会保险法》中已经明确的城乡统筹推进医疗保险制度安排演变成固化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因此，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不能简单地以为有法可依了，立法不是主要问题了，而只将目光聚焦在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上。

在此，法是前提，治是目的。对国家治理而言，好制度坏制度论比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论断更加精辟，也更为重要。

因此，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强调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突出要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是要实现整个社会运行在健全、公正、良善的法治轨道上，它不仅要求坚持立法先行并充分发挥立法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乃至一切社会行为的引领与推动作用，而且对立法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且必须以高质量的法律体系作为治国理政的依据。